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，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，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。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，转变城市发展理念，更加注重以人为本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，更加注重集约高效；转变城市发展动力，更加注重特色发展；转变城市工作重心，更加注重治理投入；转变城市工作方法，更加注重统筹协调。

     城市工作的五个转变和五个注重，包含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也要响应这种转变，需要重点调整四个维度：评价标准上，过去看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楼，产出指标权重凸显，现在要看改造后街区活力提升多少，要更加重视社会效益；资金结构上，增量扩张时期基建占比大，现在要倾斜到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；时间跨度上，不能只评价当年完工率，更要评估管网改造等项目的长期效益；参与主体上，过去政府主导，现在要设计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。

    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“治理投入”这个新提法。这意味着财政绩效要建立“治理成本效益”概念，比如智慧城管系统的投入，不能只看硬件采购价格，更要算清减少多少人力巡逻成本、提升多少事件处置效率。这需要开发新的绩效指标库。

      可以想象，在实际绩效评价操作层面也将面临很多具体问题。比如存量改造项目往往涉及多部门资金整合，绩效目标怎么协同设定？特色发展要求下，如何避免“千城一面”又防止“奇奇怪怪”？

     基于上述简单的分析，我们认为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“五个转变”深刻揭示了城市发展的新阶段特征，对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出了系统性、方向性的新要求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，其预算绩效管理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变革，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，供探讨：

一、绩效目标设定：从“规模导向”转向“质量效益导向”

   1.要突出“以人为本”的核心目标

    财政投入需聚焦于公共服务可及性与质量、人居环境改善如老旧小区改造、公园绿地、无障碍设施等、城市安全韧性如防洪排涝、应急避难设施等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的领域。绩效指标设计需纳入居民满意度、获得感、幸福感等主观评价维度，强化结果导向。

    2.强化“集约高效”的约束性目标

     对存量空间更新如低效用地再开发、地下空间利用、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如管廊建设、智慧化改造等项目，绩效目标需设定明确的单位面积/单位投资产出效率如经济密度、服务承载力提升、资源能源消耗降低率等硬指标。同时要严控“形象工程”、“面子工程”的财政投入，绩效评估需前置论证项目的必要性与成本效益。这点在很多项目中并未辨别清楚“面子工程”的本质，在评价环节给遗漏了。

   二、绩效评价标准体系：重构以适应“存量提质”与“特色发展”

    1.建立“存量更新”专属评价框架

     区别于新建项目，老旧小区改造、历史街区保护活化、工业遗存再利用等项目的绩效评价，需重点考量：功能混合性与活力提升如新增就业、商业活跃度；文化传承与特色彰显历史风貌保护效果、地域文化认同感；社会资本撬动比例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；全生命周期成本管控，以避免短期改造后长期运维成本激增。

    2.纳入“特色发展”差异化维度

    财政支持产业发展、科技创新、文化培育等“动力转换”项目时，绩效标准需避免“一刀切”，应结合城市资源禀赋、功能定位如科创城市、文旅名城、边境口岸设计定制化指标：科创类应考虑关键技术突破、成果本地转化率、创新企业孵化数量；文旅类应考虑文化品牌影响力、游客停留时间与消费深度、社区参与受益度；生态类应考虑生物多样性恢复、碳汇能力提升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些指标因素。

三、预算资源配置逻辑：向“治理投入”与“软实力”倾斜

    1.优先保障“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”投入

     智慧城市平台建设与运维、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如社区服务站、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管理制度设计如标准规范制定、政策研究等“软性投入”的绩效权重需大幅提高。评价重点在于问题解决效率提升如事件响应时间缩短、跨部门协同水平、制度创新可复制性。

     2.强化对“统筹协调”的财力支撑与考核

    财政预算需设立专项资金或明确跨部门协调经费，支持区域协同、城乡融合、多规合一等项目。绩效评价需引入协同度指标如跨区域项目进度匹配度、政策衔接顺畅度、整体效益最大化，以避免因局部最优导致整体次优。

   四、绩效管理方法论：强化全周期、多维度、参与式评估

    1.拓展评价时间维度：重视中长期效益

       对城市更新、生态修复、产业培育等项目，建立3-5年甚至更长的跟踪评价机制，避免“竣工即优秀，后续无人问”。绩效评价报告需包含可持续性分析。

     2.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机制

     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，吸纳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区居民、企业代表参与绩效目标设定与满意度调查，增强评价的公信力与回应性。引入什么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？这里面的问题也许太多，这是以公开的报告推导出来的，如果绩效评价这个领域研发创新机制不能形成，只能是模仿和无效。

     3.深化成本效益分析与成本效果分析应用

    在项目立项和预算安排阶段，强制进行精细化、定量化的成本效益比选，尤其对高额投资项目如地铁延伸线、大型场馆，需论证其对“集约高效”和“特色发展”目标的贡献度。

  五、绩效结果应用：刚性挂钩与动态优化

    1.强化绩效与预算安排的硬约束

    对绩效评价优良的领域，建立预算优先保障与增量激励机制；对绩效低下、重复建设的项目，实行预算压减或退出机制。但这取决于优良和底下的科学性和专业性，否则由于评价质量不高，硬约束将难以实施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

   2.推动政策与项目设计的迭代优化

    绩效评价结果需深度反馈至政策制定部门，用于修正城市更新标准、调整产业扶持方向、优化公共服务布局，形成“预算-执行-评价-反馈-优化”闭环管理。这一步还任重道远，这需要什么样的机构才能完成呢？

    基于上述分析，我们认为“”财政绩效管理需成为城市转型的“助推器”与“校准仪”。新阶段的城市发展本质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，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必须超越传统的“合规性控制”和“经济性审计”，升级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、高效能治理、高品质生活的战略工具。这要求财政部门：理念上将“人民城市”理念内化为绩效价值标准；技术上构建适配存量更新、特色发展、精细治理的复杂评价体系；机制上打破部门藩篱，实现绩效信息在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全链条的共享与应用。唯此，财政资源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城市实现“五个转变”的精准燃料和智慧引擎。